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、中将游击司令沈醉回忆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有一个鄙视圈：黄埔系瞧不起杂牌军，杂牌军瞧不起“牛字号”，“牛字号”中“戴家班”瞧不起“CC”。

所谓“牛字号”，指的就是特务，“戴家班”指的是军统（保密局），“CC”就是二陈——中统（党通局、内调局）一直被陈立夫、陈果夫把控。

这些将军级战犯们互相撕咬，连善于交际的王耀武、沈醉也经常挨上几口，就更别说脾气古怪和暴躁的黄维、徐远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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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不同派系的将军们在枪炮轰鸣的战场上战败被俘，就把战场转移到了不见硝烟的功德林，在那里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串，拿队友当对手，唇枪舌剑争斗不休，有时候还抡拳头扇耳光打成一团，比如“牛字号”的董益三（军统局第四处少将副处长，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少将处长）就曾把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一耳光打懵，等黄维想起反击的时候，被大家七手八脚拉开按住了。

这些黄埔系、杂牌军、“牛字号”、“CC系”平日里鸡争狗斗，但是面对他们中的一些特殊人物，还是能步调一致表示藐视、唾弃的。

被绝大多数将军级战犯瞧不起的“同学”有很多，但是有三个军长，算是把“讨人嫌”发挥到了极致，大家在回忆录中，极尽冷嘲热讽，这跟他们的派系无关，实在是他们做出的事情令人难以接受。

沈醉性格比较圆融，一般不会说别人的坏话，但那个坏人要是表现实在太拙劣，他也不介意在回忆录中暗戳戳地嘲笑一番。

贪财、好色、虚伪之人，往往会被人瞧不起，尤其是在战争年代，这三种人带来的危害更严重，一旦被揭穿，就可能成为过街老鼠。

前一段时间有人撰文大吹《潜伏》中被代理抓起来的九十二军副军长杨文泉（瑔），说他如何“坚持”和“忠于老蒋”，实际上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一百多个将军，没有一个可能为老蒋“成仁”，战败后被俘后都比绵羊还乖，也没有一个敢对管理员大喊大叫，动手反抗的事情，他们在梦里都不敢想。

那个被吹成顽抗到底死不悔改的杨文泉，实际是很被“同学”鄙视的，鄙视的原因，就是那厮太好色，而且对自己的容貌实在是太上心了，即使成了战犯，仍然不忘整天“涂脂抹粉”。

正常的胭脂水粉搞不到，他就另想办法：他洗脸可以洗上十几二十分钟，洗完还得在脸上涂点雪花膏之类润肤的东西，最后才在发上抹点油脂——那是他冬天可以买到的防皮肤皴裂的蛤蜊油、甘油、凡士林混合物，真不知道他存那么多凡士林干什么，据说只有某种有特殊爱好的家伙才会常备那玩意。

这些能让杨文泉保持油头粉面的东西，味道肯定不会太好，所以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客气地嘲讽：“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，就总认为他不像个军人，满身香气扑鼻，而且还有点和古代文人陆机《赴洛道中》诗中描写的一样，有些“顾影自怜”那一股酸劲儿。总之，不是味道！成了战争罪犯，还一直保持着粉面油头，可能是闻所未闻吧！”

那“味道”，不是物理的，也不是化学的，而是骨子里透出的令人厌恶的气息，所以在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也就是沈醉能捏着鼻子跟他说几句话，其他人都避之唯恐不及——这些吃过见过的将军们肯定不会对杨文泉有啥怪异想法，他们是怕杨文泉有了想法，那想法想想都能让人吐三天。

杨文泉在战犯管理所整天把自己打理得油头粉面怪味熏人，比落入皇太极手里的洪承畴还“注意形象”，指望这样的人有骨气，那些“作家”可能也是被凡士林蒙了心。

杨文泉之所以有这样奇葩的“喜好”，就是因为他好色，沈醉说“也是一种小小的病态心理反应”，还真没说屈了他：“他过去到一个地方，便极力追求当地的什么交际花、校花、名媛闺秀等一类在社会上有声誉的美人儿，直到最后结合。”

杨文泉从来都是毫不隐晦地告诉沈醉他始乱终弃的“妙招”：“一旦玩厌了想改改口味，只要几番争吵，一记耳光，对方马上就会同意离婚。过去排队没有排上的，立刻会欢天喜地地接收过去，一点没有麻烦。”

沈醉对妻子是比较忠诚的，所以他很是瞧不起杨文泉的做派，对杨文泉的下场也有些解恨和幸灾乐祸：“我越听越感到不是味儿，像杨文泉这种人已经当了囚犯了，还沉迷着旧日的罪恶。他统率的四川部队七十二军（戴笠坠机后，杨文泉被放了出来，晋升为七十二军中将军长、整编七十二师中将师长，估计是军火商孙女那十万银圆的嫁妆买来的结果）在山东战场被活捉时，是孤家寡人，没有带随军家属。在战犯管理所改造时，也从来没有听说他的家眷去看过他，这回可能是女方把他丢掉了。 ”

中将军长杨文泉好色，还有一个中将军长贪财，这个被沈醉笑为“牛虽丢，仍得捡回牵牛绳子；贪婪成性，军长仍爱小偷摸”的家伙，是“嫡系六十六军的军长，安徽合肥人”。

该军长之贪婪，在蒋军系统也算个极品：“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，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。他带的一连兵，从来没有满员，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；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，存心吃缺。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，当团长、师长便越吃越多。当了军长，更可以大吃特吃了。”

沈醉在功德林见过这位六十六军中将军长，所以他肯定不是在逃跑时被击毙的六十六军最后一任军长罗贤达——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，所以他不可能见到活的罗贤达偷纽扣，罗贤达也不可能亲口告诉沈醉他的“偷论”：“牛虽丢了，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，总比空着手好一些。”

这个六十六军军长因为太贪财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是很不受同学待见的，他刚写了一首诗贴在墙报上，马上有十多个将军写文章骂他，最后骂得他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。
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，杜聿明、黄维等人都不太喜欢钱，王耀武是做买卖赚钱而不吃空饷，那种“喝病血”的将军，走到哪里都会成为过街老鼠：要不是你们贪得无厌，弄得军心涣散，我们还至于在这里见面吗？

六十六军军长偷纽扣被功德林传为笑话，七十二军军长把自己活成了笑话，而第六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兵团司令部代参谋长娄福生，则让沈醉这个乐天派也笑不出来：此人假装积极，一向损人利己，居然只比沈醉晚一年特赦。

前面两个军长贪财好色令人不齿，这位副军长则是连沈醉都不得不表示“佩服”：“一是脸皮厚，可以取别人劳动成果为己有或分别人一半为己有；二是外表装得比任何人都卖劲，实则出力甚少，而喊得最响；三是有管理员在场是真卖力，遇到没有管理员在场就借机会少干或不干。”

沈醉已经够精明的了，但是娄福生比他还精明，沈醉和他“搭档”，只能吃亏，半点便宜都占不到。

两人最初的合作始于洗被套，战犯们两个月才洗一次被套，那肯定是不太好洗的，娄福生看新来的沈醉年轻力壮，就主动要求合作：沈醉负责搓洗，他负责交给洗涤组长验收。

沈醉累得汗流浃背，受表扬的却是娄福生，沈醉又好气又好笑，也想找个机会把搞他一下，结果还是没算计过娄福生。

当年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时候会组织“学员”们到农场参加一些劳动，沈醉一开始还沾沾自喜：“到农场去劳动，我认为娄福生再也钻不到空子了。这是要硬碰硬去干的，无巧可取。”

没想到娄福生又用自己的精明，摆了沈醉一道。

当时战犯们的劳动强度不是很大，到农场劳动，就是摘果子，不但可以当场饱吃一顿，还可以悄悄带点回去。

沈醉武功不错，从小就爱爬树抓鸟捕蝉，爬树的本领也高人一筹，三五米的果树三下两下就能爬到树梢。

沈醉矫健的身手，自然逃不过“老搭档”娄福生的眼睛，他再次跑过来跟沈醉合作：沈醉在树上摘下果子往下扔，娄福生在地上捡起来装筐送到集中地，然后娄福生又因为“摘”得最多而受到了表扬，沈醉则只能在树上苦笑。

沈醉笑而不言，但是“同学”们和管理员眼睛是雪亮的，娄福生一贯投机取巧，最后还是穿了帮，不但被大家藐视，还被管理员批评了一顿。

那是在农场修路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拉石磙。有人肩膀都被麻绳勒肿了，娄福生却连一点汗都没出：“这一次，娄的花招被同他在一起拉磙的一位管理员发现了，当面批评他：‘叫得最起劲，拉得最不起劲，有时连绳子都没有拉直。’从那以后，他那一套投机取巧的办法便被戳穿了，再也没有受到过表扬。”

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的三个“讨人嫌军长”盘点完了，好色的军长杨文泉没等特赦到他就病死了，假装积极的军长娄福生特赦后很少有人提及，只有那个安徽合肥籍的六十六军军长姓甚名谁，至今仍然是个谜，用王耀武的话来说，那就是“知不道”。

其实像这样贪财、好色、虚伪的军长，在老蒋的军队中比比皆是。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，他们进了战犯管理所依然恶习不改，弄得人嫌狗不待见，老蒋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，败亡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读者诸君看了这三位军长的表现，肯定也有话要说：在您看来，跟这三个战犯军长一样的三种人，哪一种最令人厌恶？那位丢牛也要捡绳子的军长，您知道是谁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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